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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坎坷的胜利(8)窑洞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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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坎坷的胜利(8)窑洞夜谈(第1/2页)
    这会布林德和大家坐到了一辆军用大卡车上,跟着包瑞德的威利斯从机场往驻地行驶。
    车厢是敞蓬的,两旁摆着两条粗糙的长木凳。布林德坐在靠边的位置,双手抓着车厢挡板,任凭干燥的风灌进军领口。卡车在一条被碾得结实的黄土路上颠簸,车轮卷起细细的尘烟,像一条土黄色的尾巴拖在身后。他便一路观察着这个被杨希真称为心目中圣地的新鲜地方。
    延安属于中国陕北,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中南部,时已初秋,气候干爽。举目望去,丘陵起伏的黄色地貌显得有些荒凉,像一块被巨手揉皱后又摊开的旧毛毯,沟壑纵横,梁峁相接。但在这荒凉中,又透着一种奇异的生机——路边山坡上开垦的层层梯田,虽然庄稼已经收割,但残留的谷茬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一排排白杨树的叶子开始泛黄,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面小旗在鼓掌。路边房舍都是竹篱土墙,窑洞的门脸被刷成白色,门框上贴着红纸剪的窗花,看不到一座像样的现代建筑,但到处都很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更没有重庆那种令人窒息的灯红酒绿。一切都显得庄严肃穆,像一座被精心打理过的、巨大的修道院。
    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一个个精神都十分高昂。除了一些头上裹着白色头巾、前面打个结的本地人外,其他人都穿着统一的灰布制服,臂上戴着“八路“或“抗大“的袖标。他们走路很快,步子迈得很大,嘴里唱着歌,或者三五成群地讨论着什么,手势激烈,笑容明朗。偶尔有骑着毛驴的老乡经过,也会主动侧身让路,向卡车挥手致意。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与密支那的混乱、重庆的压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车上负责带队并充当翻译的小伙子凌青一路兴致高昂地给大家介绍着延安的人文风貌。
    凌青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间系着皮带,脚上一双草鞋,但谈吐文雅,英语流利得像是刚从剑桥回来。他站在车厢中央,一只手抓着驾驶室顶棚,另一只手比划着,声音清脆地在风中传开:
    “各位先生,欢迎来到延安。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后方基地。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经过大生产运动后,我们自己建设的新延安...“
    这会他指着前方一个山头让大家看。布林德顺手瞧过去,见山头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塔式建筑。那塔在夕阳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种古朴的赭红色,像一柄直插云霄的利剑,又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俯瞰着脚下这片黄土地。
    凌青讲解说:“那就是始建于中国唐朝,明代再重修的延安宝塔。塔高44米,共九层,是延安这座中国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
    这番话很快引来车上记者兴趣。一个来自《时代》周刊的记者举起手,连珠炮似的提问:“凌先生,中共组织来到延安后是如何发展壮大的?他们有多少军队?他们的政治纲领是什么?他们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究竟如何?“
    凌青一一耐心作答,不回避,不夸大,偶尔还会幽默地开个玩笑,引得车厢里笑声阵阵。布林德听着,目光却始终落在远处的宝塔上。他想起了密支那的佛塔,想起了佛像前亨特放下雄狮骨灰盒时的背影。同样是塔,一座是为了超度亡灵,一座是为了指引方向。
    车队最后来到南关美军观察组驻地停下。
    那是一片被削去一个角的山崖,山崖下一排排用条石砌垒成扇形门洞的石窑洞映入眼帘。窑洞一层层向上延伸,像梯田一样镶嵌在山坡上,每一孔门口都挂着白色的门帘,窗台上摆着野花。第一排窑洞上方挂着两幅巨大的中文标语,红底白字,在黄土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凌青上前介绍,左边写的是“欢迎美军观察组战友们“,右边则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特意停下脚步,转过身,神情郑重地给大家解释:“称美军为'战友'的提法,是**亲自敲定的。**说,你们不是客人,不是视察者,是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的战友。“
    汉斯在旁神情不太满意地嘟囔了一句,声音刚好能让周围人听见:“这就是全延安最高级的宾馆?这不就是山洞吗,这么原始!“
    布林德听着笑了笑,心中对汉斯的抵触竟消除了些。这个OSS的特派员,习惯了华盛顿的空调办公室和康提的总督府,当然看不懂这种“原始“。但他也是第一次见到窑洞什么样——厚实的石墙,拱形的屋顶,冬暖夏凉,坚固得能防轰炸。有点像密支那住了两月的佛塔,那种被历史包裹的安全感,那种与世隔绝的宁静。感觉倒挺好。
    一会,年轻的外事组组长,一个姓杨的高级干部过来迎接大家,大家都叫他杨同志。
    杨同志三十出头,面容清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身整洁的灰布军装,举止儒雅而不失干练。他一一握手认识,手指干燥而有力,目光直视对方的眼睛,没有重庆官员那种闪烁其词的谦卑,也没有密支那军阀那种咄咄逼人的傲慢。
    “布林德中校,“杨同志用流利的英语说道,“久仰大名。密支那战役的胜利,是对整个反法西斯战线的巨大贡献。希望您在延安期间,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布林德注意到,他说的是“家里“,不是“宾馆“,不是“驻地“。这个词让他心头微微一动。
    杨同志请大伙暂先休息,晚上准备了接风宴为大家洗尘,届时再叙。
    布林德住的窑洞被安排在底层最右边。他提着沉重的行李箱进去,那箱子里装着老爹的东西和几份绝密文件。室内摆设非常简朴:就一张粗糙的木桌,两把简易木椅,一张木架炕,炕上铺着浆洗过的全新粗布床单,一个搪瓷洗脸盆和一个毛巾架摆在墙角。窗台上摆着一盆野菊花,是早上刚摘的,金黄色的花瓣上还带着露水。
    布林德并没在意。赶了一天路也挺累,放下行李箱便顺势躺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炕上。土炕被太阳晒了一下午,暖烘烘的,带着一种泥土特有的、令人安心的气息。他闭上眼睛,听着窗外远处传来的军号声和隐约的歌声,意识渐渐模糊。
    笃笃笃,三声轻轻的敲门声。
    布林德刚浅睡了一会被敲醒。睁眼起身去开门,见一个长脸清瘦、看上去很精神的高个年轻人站在门口。他穿着一身便装,没有军衔,但气质里透着一种外交官特有的、游刃有余的从容。他微笑着向布林德打招呼:
    “你好,布林德中校,抱歉打扰。我是驻华使馆秘书约翰·塞维斯,弗兰克·梅里尔将军的朋友。可以进来坐会吗?“
    “当然可以,快请坐。“
    布林德听到“梅里尔”的名字,忙请塞维斯进来坐到椅子上。窑洞里只有两把椅子,两人相对而坐,膝盖几乎碰在一起。布林德之前也曾听梅里尔提起过一个外交界小有名气、据称有“红色“倾向的大使馆秘书兼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梅里尔说他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比中国人还懂中国“。
    因为共同朋友梅里尔的关系,塞维斯几乎完全没有拘束。
    他打开话匣,从童年经历闲聊起了。他在中国四川成都出生长大,父亲是传教士,母亲是护士,他在华西坝的竹林里学会了抓蟋蟀,在锦江边的茶馆里学会了听川剧。他能说一口带四川口音的中文,喜欢吃担担面,更喜欢别人叫他自取的中文名。
    “谢伟思,“他用手指在桌面上比划着那三个汉字,嘴角浮起一种怀旧的微笑,“伟大的伟,思想的思。我父亲说,这名字太大了,压不住。但我喜欢——在中国,名字是一种期望,不是吗?“
    布林德看着眼前这个自称“谢伟思“的美国人,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亲近。在这个陌生的窑洞里,在这个遥远的高原上,两个被战争和命运抛到中国深处的美国人,因为共同的朋友,因为共同的语言,因为某种说不清的、对这片土地的好感,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长谈。
    窗外,延安的夕阳正缓缓沉入西边的沟壑,将窑洞的窗棂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
    而在远处的宝塔山上,那座千年古塔正沉默地注视着这块土地上悄然改变的一切。
    傍晚的延安,风从黄土高原上刮下来,卷着细小的沙尘,拍打在窑洞的窗纸上,沙沙作响。远处隐约传来战士们操练的口号声,一阵一阵,被风撕扯得断断续续。
    布林德斜倚在土炕上,背后垫着一床半旧的棉被。窑洞里只点了一盏煤油灯,灯芯结了花,光晕昏黄,把对面谢伟思的影子投在窑壁上,忽长忽短。
    这位美国年轻外交官今晚似乎格外健谈。
    他手里捏着一支烟,没怎么抽,只顾着说,从重庆说到昆明,又从昆明说到华盛顿,很快就自然而然地把话题引到了中共这一边。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九章坎坷的胜利(8)窑洞夜谈(第2/2页)
    “你知道吗,布林德中校,“谢伟思弹了弹烟灰,“过去这么多年,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官方渠道。而我们的官方渠道,说穿了,就是国民党,就是蒋委员长,就是宋家、孔家那一大家子人。委员长夫人在美国国会演讲,全场起立鼓掌,美国人以为,那就是中国了。“
    他停顿了一下,嘴角浮起一丝苦笑。
    “可是被长期刻意屏蔽、封堵的另一支力量,在敌后同日寇浴血奋战、在中国土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力量一群人,却被我们彻底地忽视了。我们在情报上、在外交上,等于是睁着一只眼睛看人,还是被人指定看哪一只眼睛。“
    布林德没有插话,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示意他继续。
    “美国这样做,是不对的。“谢伟思把烟头按熄在窑壁的小坑里,语气认真起来,“政府早就该同中共建立联系,充分了解这支新生力量。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眼下联手对付日本人,还是战后全方位的合作,这对亚洲地区的稳定,对我们美国自身的利益,都大有裨益。“
    他说到这里,像是想起了什么,忽然笑了笑,带着点年轻人特有的、毫不掩饰的牢骚意味:
    “若不是蒋委员长一直从中阻拦,我们该更早来到这里。事实上,我们这些人能站在这片窑洞前面,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突破了。“
    他收起笑容,郑重地看向布林德:“我们的迪克西使团能成行,该感谢你和史迪威将军。弗兰克告诉过我,你曾向总统先生建议过,派驻专员同中共建立直接联系。“
    “过誉了。“布林德这才摆摆手,客气了一句。他躺得太久,腰背有些发酸,便撑着炕沿坐直了些,“这主要还是史迪威将军促成的,他在重庆跟委员长吵了不知道多少回。我只是建了个议而已,顺水推舟。“
    他顿了顿,顺势把话题引到自己真正关心的地方:“不过,我来延安时日还短,只听了个大概。据说,中国华中、华北、华南那么广袤的所谓日占区,实际上是被中共有效控制着的。这说法,你去核实过吗?属实吗?“
    “岂止属实,我几乎访问过所有重要的中共根据地。“谢伟思一听这个,眼睛立刻亮了,身子也往前倾了倾,“布林德中校,你听我说,所谓'日占区'这个提法,本身就大有商榷的余地。日本人占据的是什么?是城市,是铁路,是公路,是一个一个孤立的'点',加上连接它们的交通线。而点与点之间的广大乡村,那连成片的'面',华北的平原、华中的水网、华南的山地,实际上都被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牢牢控制着。日本人夜里出了城,几公里之外就不敢走了,他们的兵力只能缩在据点里。这叫什么占领?这叫被包围的占领。“
    他越说越兴奋,手指在炕桌上比划着,仿佛在画一张看不见的地图:
    “你不知道,中共的实力远比外界认知的要强大得多。我这一路看下来,我的判断是,他们的军事力量、组织能力、民众基础,早已经超过了国民党。这不是恭维,这是我亲眼所见。我们真应该尽快、深入地了解他们。当然,从我和他们的接触看,他们也期盼得到我们的承认,得到美国盟友的认可,这一点,你可以慢慢去体会。“
    布林德缓缓点头。这些说法他在重庆时也零星听过一些,但从一个跑遍了根据地的外交官嘴里说出来,分量毕竟不同。他想了想,提出了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们目前的首要目标,是尽快战胜日本人,同中共建立有效联系,说到底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可是,蒋委员长领导的重庆政府,才是美国官方正式的合作伙伴。总统、国务院、军方,所有的文件、援助、协议,都是签给重庆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话说得含蓄,但试探的意味很重。布林德想知道,眼前这位以敢言著称的年轻外交官,立场究竟站到哪一边。
    谢伟思沉默了几秒钟。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把他的脸映得明明暗暗。
    “史迪威将军说过一句话,“他缓缓开口,声音低了下去,“如果蒋委员长一直在台上,我们要合作击败日本,代价会巨大,因为他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心思,用在了保存实力、对付中共上。而就算我们帮着战胜了日本人,“他抬起眼,直视着布林德,“他很快就会再次发动同中共的战争。内战。而到了那一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
    窑洞里安静了一瞬。窗外风声呜咽。
    “这不是预言,“谢伟思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根据双方军力、民心、组织能力做出的判断,是事实。“
    他的神情彻底严肃起来,上身微微前倾,双手交握放在膝上:
    “布林德中校,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希望你能把在这里的所见所闻,详尽地、客观地汇报上去。我们需要有人去影响白宫、影响国会山的决策层,让他们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制定出真正有前瞻性的策略。不能只看眼前这三四年的战争,要看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亚洲。当然,我自己也会想办法,找机会摆脱阻挠,把报告如实递上去。“
    话说到这里,布林德终于明白了对方今晚的来意。
    原来这一个月来,谢伟思提交的每一份报告,都必须先经过组长包瑞德的批准,才能上报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再转呈白宫,而每一份报告的内容,最终又会反馈回重庆,摆到蒋中正的案头。包瑞德为人处处谨慎,唯恐得罪重庆,谢伟思那些在他看来是真知灼见的判断和意见,一份一份地被打回来、被删改、被压住。这位以直言闻名的外交官,等于被捂住了嘴。于是他便想起了梅里尔这位至交布林德,他从这位中校促成迪克西使团成行这件事上就敏锐的判断出眼前这位校官,或许有办法绕过包瑞德,把延安的真实情况直接送到华盛顿该送到的地方。
    所以他今晚专程前来,东拉西扯地铺垫了这么久,等的其实就是最后这几句话。
    布林德心里透亮,脸上却不显。他微微一笑,应承下来:
    “我会的。“
    顿了顿,他又半开玩笑地补了一句,有意缓和一下凝重的气氛:“有你这位最佳'推广人'在,你就放心吧。我会把我在延安看到的、了解到的一切,全都据实报告上去。一个字都不会替谁美化,也不会替谁隐瞒。“
    “他们的确都说我像个'赤色分子'。“谢伟思咧嘴一笑,倒也不否认,“重庆那边这么传,包瑞德看我的眼神,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我承认,我确实厌恶国民党政权——它的腐败、它的低效、它对自己的同胞使的那些手段。但你要明白,“他收起笑,双手交抱在胸前,认真地看着布林德,“这并不代表我完全就是中共的同情者。“
    “外交是我的职业。我忠诚于我的祖国,并热忱地为她服务。我主张同中共保持长期友好关系,是因为这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和人类未来的共同利益。这和我个人的政治倾向无关。假如有一天中共做了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我同样会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
    这一番话说得不快,但字字清楚。布林德听得出来,这不是外交辞令,这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在同伴面前交底。
    又闲谈了一阵,谢伟思起身告辞。他披上大衣,走到门口时回身叮嘱了一句:“天色不早了,你这几天多出去走走,别总闷在窑洞里。往南三十里有个村子,他们的民兵和妇救会都值得我们好好看看。“说完便掀开门帘,弯腰走进夜色里,脚步声很快被风卷走了。
    布林德没有立刻躺下。他重新躺回炕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窑洞顶上被烟熏黑的椽子,琢磨着谢伟思说的那些话。
    坦白讲,对中共,他此前谈不上什么了解。在来延安之前,他的认识仅限于军方通报里那些干巴巴的条目,以及同杨希真接触之后零零星星听到的一些讲述。而今晚谢伟思这一席话,像一块石头投进了他心里的那口井,“点“与“面“的判断、战后内战的预言、对重庆政府的冷峻评估,还有那番“忠诚于祖国“的自我剖白,都颇有些启发性,值得他反复咀嚼。
    “不能只看眼前……“他轻声重复了一遍。
    窗外,陕北高原的风还在刮。远处不知哪个窑洞里,有人在低声唱着一支信天游,调子苍凉,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韧劲。
    布林德翻了个身,把油灯拧小了些。来日方长,等这几天,慢慢去深入感受吧。他闭上眼,心里已经把明天的行程,悄悄往谢伟思说的那个方向,挪了一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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