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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披上袍子，走了。
午后，他回来了。
进门先灌了三碗水。
然后坐在槐树下的石凳上，喘了半天。
“怎么样？”杜荷问。
“杜哥。”
狄仁杰说，“你猜，她第一个问题，问的什么？”
“问账？”
“不是。”
狄仁杰说，“她问我，四百零七件案子里，有几件，是冤案。”
杜荷的手指，在石桌上顿了一下。
“好问题。”他说。
“我答，一件都没有。”
狄仁杰说，“三百二十一件，该放的放，该罚的罚。八十六件，翻出来重审，改了判。没有一件，是我闭着眼睛结的。她听完，点了点头。说，好。然后问我，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答的？”
“我说，把多余的章砍了。”
狄仁杰说，“章少了，衙门就少了。衙门少了，推诿就少了。剩下的章，每一道，都得有人签字画押。签了字，就得担责。担了责，就不敢糊弄。”
杜荷听着，慢慢点头。
“她听完，笑了一下。”
狄仁杰说，“她说，这法子，好。然后她让女官，把我说的话，原样记下来，说，要抄送六部。”
杜荷没说话。
“杜哥。”
狄仁杰说，“她问我案子的每一个细节，都问在关节上。她懂流程，懂数字，甚至懂律条。我断过的案，她没看过卷宗，只凭我说的，就能点出三处疏漏。她不是外行。她比六部里一半的人，都懂行。”
“她就是这样的人。”
杜荷说，“她学东西，快得吓人。而且，她学过的东西，不会忘。”
狄仁杰点点头，忽然说：
“后来，她问了你。”
“怎么问的？”
“她问，杜少师近日可好？”
狄仁杰说，“问这话的时候，她手里的朱笔，没有停。她正在批一份奏章。批到一半，随口问了一句。头都没抬。”
“你怎么答的？”
“我照你说的答了。”
狄仁杰说，“扫院子，浇树，教学生。无聊得很。她听完，笔停了一下。”
“然后呢？”
“她说，一个能把十七个章，砍成八个的人，他的日子，不会无聊。”
狄仁杰说，“说完，她继续批奏章。我叩头，退下了。”
槐树下，静了很久。
风吹过来，光秃秃的枝干上，没有一片叶子。
“她开始走明棋了。”杜荷说。
“明棋？”
“之前，她是隔着一道宫墙，跟我下暗棋。”
杜荷说，“表样，书目，无落款信。她出招，我不接，她也不点破。可现在，她手诏请度支司的教习入宫，又当着满朝的面，嘉奖你，还问起我。她把棋，下到了明处。”
“她图什么？”
“图两样。”
杜荷说，“第一，她要人才。她的新政，缺能干事的人。你是能干事的人。她当众抬你，是给天下看，跟着新政走，有前程。第二，她要试探。她问起我，是看你怎么答，看我什么反应。我若急，她就有数了。我若不急，她也有数。”
“那杜哥，你急还是不急？”
“我急。”
杜荷说，“可我不能让她看出来。”
狄仁杰走了以后，杜荷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他铺开一张纸，把最近宫里的事，一件一件，写在上面。
手诏查账。度支教习。
狄仁杰升官。殿上问话。
写完了，他搁下笔，看了一会儿。
“四步。”
他自言自语，“步步，都是明棋。步步，都不踩线。”
他起身，走到窗前。
正月里的长安，天还冷着。
远处的宫城，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像一个沉默的巨人。
“你到底，想走到哪一步？”
他低声说，“那一步，你自己，想清楚了吗？”
天色擦黑的时候，段尚来了。
他不是走来的，是跑来的。
进了门，话都说不利索：
“杜哥！政令！宫里的新政令！”
“又出了什么？”
“不是新出的。”
段尚从怀里掏出一卷纸，“是年前的那一批。我这几天，一份一份，逐字比对。今天，比到最后一份的时候，我越看，越不对劲。”
杜荷接过那卷纸。
段尚指着其中几行：“这份政令，是关于度支格式在全国州府推行的。前面都正常。可到了最后一段，我总觉得，这字句，在哪里见过。”
杜荷低头看。
“把无落款信，拿出来。”他说。
段尚从书房的暗格里，取出那只木匣。
匣子里，是那封没有落款的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杜少师，久仰。
杜荷把信纸和政令并排摆在一起。
段尚指着政令的结尾：
“杜哥，你看这句。‘天下事，皆有数可稽，有迹可循。稽之，则明。不稽，则昧。’”
他又指着信纸：“你再看看这封信。四个字，加上抬头，九个字。可这字的笔意，还有这句话的路子，是不是，一个味儿？”
杜荷俯下身，就着灯，看了很久。
政令上的字，是誊抄的，规规矩矩。
信上的字，是手写的，一笔一划，都透着克制。
可那股子克制，那股子把话说到最省、最准的劲儿，如出一辙。
“像。”杜荷说。
“杜哥。”
段尚的声音发紧，“这政令，是皇后批的。”
杜荷直起身。
窗外，起了风。
风吹得窗纸，哗哗地响。
“段尚。”他说，“这件事，先不要对任何人讲。连狄仁杰，都不要说。”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回。”
杜荷说，“这封信，我等了快一年。现在，答案送到眼前了。可答案太大，我得先接稳了，再接。”
段尚重重地点了点头，把信收好，退回暗格里。
杜荷走到院中。
夜风很冷。
他站在槐树下，抬头看天。
天上一颗星也没有，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锅。
“久仰。”他轻声说，“原来，真的是你。”
韩瑗死在振州的消息，是二月初传回长安的。
段尚来报的时候，杜荷正在给槐树剪枯枝。
他手里的剪子停了一下，又接着剪。
“怎么死的？”他问。
“病故。”
段尚说，“振州那地方，潮气重。他去了两年，身子就不行了。走的时候，身边只有两个老仆。他让老仆把一箱子书，寄回了长安。说，给度支学堂。”